1949年初，中国大地上战火未歇，一个看似能终结内战的方案浮出水面：“划江而治”。这提议不仅关乎国共两党，更意外牵动了冷战两大阵营的神经。
解放军在三大战役后已取得决定性胜利。国民党主力精锐尽失，长江天险似乎是他们唯一的屏障。
面对如此境地，“划江而治”为何会在此时被提出？它究竟是国民党在绝境中的自救之策，还是某些外部力量的暗中推动？毛泽东和他的共产党人，又将如何应对这盘复杂且充满陷阱的棋局？
这场涉及多方力量的“和平”谈判，背后隐藏的是各方精密的算计与致命的误判。毛泽东彼时面对的，远不止是长江对岸的残兵败将，更有国际政治的波诡云谲。
国民党：最后一搏的幻象
1949年1月，淮海战役的硝烟刚刚散去。历时66天的激战，最终歼灭敌军55.5万人，国民党的主力部队几乎荡然无存。
面对兵败如山倒的局面，蒋介石在被迫宣布“隐退”前夕，向美、英、法、苏四国发出求援电报。他的目的很明确：希望通过国际干预，促使列强出面“调停”中国内战。
随后，李宗仁接替蒋介石，出任“代总统”。他很快将“划江而治”作为与中共和谈的核心目标，主张以长江为界，南北分治，以此保住国民党在江南的半壁江山。
李宗仁甚至派遣代表刘仲容前往北平，与中共方面进行接触。刘仲容在谈判中试图暗示，国民党仍拥有一定的海空军优势。
同时，他隐晦地提出，国民党方面认为此主张已得到美、英、法、苏四国的支持。这番话，既是国民党的幻想，也是一种向中共施压的尝试。
然而，国民党在此问题上存在两大根本误判。其一，他们严重高估了自身残余军事力量的威慑力。
三大战役后，解放军兵力已达400万，而国民党仅剩204万，实力悬殊。其二，他们过于沉溺于对外部强力军事干涉的幻想。
国民党寄希望于美苏等国会为维护其政权，不惜代价地直接介入中国内战。这本质上反映出一种末路心态下的投机，企图借力国际势力延续统治。
大国博弈：裂而不合的“共识”
当国民党将“划江而治”的主张抛向国际舞台时，国际大国们的反应也值得深思。表面上，冷战阵营的两大领袖——美国和苏联，似乎都对此表现出某种“默许”。
美国作为国民党的主要支持者，眼看其败局已定，便提出了“划江而治”的建议。他们甚至派遣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参与所谓的“调停”。
美国的核心目的是“止损”，希望保住中国南方作为其在远东遏制共产主义的棋子。这符合其在全球冷战中遏制苏联及其盟友的战略考量。
而远在莫斯科的斯大林，在接到蒋介石的求援电报后，也于1949年1月9日致电毛泽东。他在电报中通报了国民党的求援行动。
斯大林表达了对美国可能介入中国内战的担忧，并建议中共在行动上要“谨慎行事”。他的立场更为复杂，核心利益是“避险”。
斯大林既不希望中国革命失败让苏联失去战略盟友，更不愿革命成功引来美军直接干涉，从而将苏联拖入与美国在远东的直接军事对抗。
同时，对于一个过于强大和统一的共产主义中国，苏联也可能心存疑虑。维持某种程度的区域平衡，或许更符合其长远的战略利益。
美苏两国虽然对“划江而治”持有某种“默许”，但其动机却南辕北辙。美国意在遏制，苏联意在避险和战略平衡。
然而，两者都犯了一个共同的错误：他们严重低估了中国共产党维护国家统一的坚定决心，以及毛泽东在复杂国际博弈中展现出的高超智慧。
毛泽东：定海神针破危局
面对内外重重压力，毛泽东始终秉持一个核心原则：维护国家统一，这是不容谈判的底线。他精准洞察了各方的真实意图，并采取了果断而富有远见的行动。
他首先在军事上“亮剑”。当李宗仁的“和平”谈判难以取得实质性进展后，毛泽东果断签署了《向全国进军的命令》。
这意味着最终军事决战的号角已经吹响。百万雄师随即在长江沿岸集结，其中，三野65万，二野35万，四野先遣兵团12万，总计112万解放军枕戈待旦。
如此磅礴的军事力量陈兵长江，本身就是对国民党一切军事幻想的釜底抽薪。它以绝对的实力宣告，任何企图依靠残余军事力量分割国土的念头，都是痴心妄想。
与此同时，毛泽东也在政治上展开“攻心”策略。对于李宗仁派来的谈判代表刘仲容，毛泽东和周恩来对其晓以大义。
他们深刻揭示了国民党腐败无能的本质，以及“划江而治”背后分裂国家的图谋。通过深入交流，刘仲容的思想发生转变。
他最终认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，选择留在北平，而非返回南京。这一成功争取，不仅分化了对手的谈判阵线，也展现了共产党强大的政治感召力。
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外交上的“立威”之举。1949年4月，英国“紫石英号”军舰悍然无视解放军警告，强行闯入渡江防区并率先开炮挑衅。
面对这种公然侵犯中国主权的行径，解放军炮兵部队毫不犹豫地猛烈还击，将“紫石英号”军舰击伤并搁浅。
炮击事件，向全世界宣告一个旧时代彻底终结。列强依靠几艘军舰就能在中国横行的日子，一去不复返。同时，对青岛美军的巧妙避开，也体现了斗争中的分寸感。
笔者以为
回望1949，那场险些分裂中国的“和平”牌局终被毛泽东以雷霆万钧之势掀翻。这并非偶然，而是他看透了牌桌上所有玩家的底牌。
“划江而治”的本质，是一场建立在各方私心和对中共决心误判之上的政治闹剧。它的破产，宣告任何企图分裂中国、依赖外部干涉的图谋都将失败。
1965年，李宗仁踏上回国之路，向毛泽东坦承自己当年“险成千古罪人”。这句迟来的忏悔，何尝不是对那段历史最直白的注脚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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